学府之雄
为帮助师生深入了解大夏大学历史文脉，传承教育家精神，4月2日下午，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研究员在大夏书院做题为《学府之雄：大夏大学历史、声誉与精神》的讲座。来自学校办公室、宣传部、校团委、教育学部、大夏书院的三十余位师生认真学习了该报告。
报告现场
汤涛首先指出，1924年是华东师大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创校100周年，大夏大学在国难深重、民穷财尽境况下办学27年，在中国教育史上亦属罕见。大夏自诞生日起就经逢乱世，为保存文脉和为国储才，校址在上海历经五迁，在中国历经三迁——自上海至贵州赤水，往返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讲座中，汤涛将大夏大学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师生合作，大夏肇建（1924-1927）”，1924年6月由于厦门大学学潮引发的变革，一群怀抱教育理想的师生在同盟会元老王伯群的资助于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大夏校名表明自厦门大学嬗变而来，同时寓含“光大华夏”之崇高理想。仅在上海，大夏自创办开始，校址经历了“成都南路美仁里—宜昌路校舍—小沙渡路校舍—胶州路自建校舍—中山路校区”的五迁。第二阶段“复兴民族，学府之雄（1927-1937）”，1929年大夏大学在教育部正式立案，学生人数激增，王伯群校长在中山北路购地建新校园。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夏大学制定实施《民族复兴教育方案》，致力于提升民族素质，增强国民自信，以挽救国难，光大华夏。第三阶段“教育救国，弦歌不辍（1937-1946）”，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为保存教育国脉，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成立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烽火岁月，间关万里，跨越数省，西迁至贵州贵阳和赤水，在艰难环境下坚持办学。第四阶段“复员申江，合并新生（1946-1951）”，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沪校和黔校分别回迁上海。1949年大夏大学喜迎新中国诞生，1951年大夏大学与其他学校合并，在原址上成立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由此，学校根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以全新的面貌为党育人，为国储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汤涛在讲座强调，大夏大学声名远扬，社会冠誉“上海著名四大私立大学”“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等称号。北大原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30年出席大夏毕业典礼时，评价“私立大学办理进步速者，推大夏大学为独步。而推行导师制，尤为开国内各大学风气之先”，承认度可窥一斑。
关于大夏办学理念与精神，汤涛指出，大夏以“服务国家，曰公曰诚”为宗旨，坚持“自强不息”校训，弘扬“三苦精神”和创造、牺牲精神。推崇“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理念，实施复兴民族教育纲领。1929年在中国高校首倡“导师制”，推行博雅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管理现代化。报告讲述了王伯群、马君武、欧元怀三任校长的教育思想，重点提到了王伯群校长凭借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整合各方资源为大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其办学之精神和文化遗产，深深烙印在学校的历史记忆中。
大夏大学在师资与人才培养方面卓有成效，云集一批名师，其中不乏柏林大学博士、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物理学家蔡宾牟，康奈尔大学博士、化学家邵家麟等海归名士，亦不乏国学家孙德谦、王蘧常、翦伯赞等国内知名学者，以期大教克明，为国储才。在大夏大学，涌现了一批诸如熊映楚、雷经天等政治活动家，一批诸如刘思职、陈子元等院士和大学校长，一批诸如王元化、欧阳山尊等著名学者、作家和文艺家。众多大夏校友一道，桃李争荣，蔚为大器，为国为民忠诚奉献。
关于中共大夏党组织，汤涛在讲座中特别提到，1925年，大夏成立了中国高校最早之一的党团组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合一的学生党团支部。大夏党支部先后经历了由创立、转为地下活动、正式成立党总支、再到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支部的历程。大夏党组织成员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将革命的火种带到祖国各地，追求真理、前赴后继，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不朽丰碑，如大夏教授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郭大力全文首译《资本论》、吴亮平翻译《反社林论》、雷经天“投身南昌起义、领导百色起义”等事迹，可歌可泣。
讲座结束后，在互动环节，与会师生踊跃提问，气氛热烈，师生们表示深受启发，并表示，报告详细梳理了大夏大学的历史脉络，无论大迁移与重组、贵州和香港办学，大夏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适应性和创新力，显示了其在逆境中的韧性和对教育事业的坚守。大夏在学科建设、教育管理与国际化视野等方面的前瞻性做法、始终坚持为国育人的目标、师生合作的理念在当下高等教育环境中仍具重要意义，这些教育遗产和精神传承至今仍熠熠生辉。
在讲座前，大夏书院院长庞维国教授为汤涛馆长颁发大夏书院“荣誉导师”聘书。
庞维国院长为汤涛馆长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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