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与同事一同乘车来到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的鲁迅公园，参观园内的鲁迅纪念馆，拜谒鲁迅墓，以表达对这位新文化运动巨匠的敬仰与怀念。在鲁迅纪念馆内，我们激动地发现了三张鲁迅在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演讲时的照片。据考证，鲁迅先生分别于1927年、1930年在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做过三次演讲，其中大夏大学两次，光华大学一次。1951年10月，大夏、光华这两所民国时期著名私立大学完成历史使命，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而这所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校址就选在大夏原址。或许鲁迅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演讲的档案，经历二十余年的战火硝烟，一起来到了丽娃河畔，尘封在厚厚的铁皮档案柜中。
一次“讲题不明”的演讲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受到沪上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热烈欢迎。11月16日下午，应光华大学学生会邀请，鲁迅在光华大学发表主旨为“文学与社会”的演讲。华东师大图书馆馆藏《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11月28日出版）详细记录了此次演讲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拟定讲题，林辰在其《鲁迅事迹考·鲁迅演讲系年》中也称“讲题不明”。那么，《光华周刊》上“文学与社会”的标题又是从何而来呢？细读这篇文章，笔者发现题下具“鲁迅先生演讲，洪绍统、郭子雄合记。”文末有编者按云：“这篇演讲的题目是编者妄加的”。原来这篇演讲内容并非鲁迅原稿，而是台下听讲学生的整理稿。郭子雄当时是光华大学文科二年级的学生，正是他和其他两名学生会代表一起去邀请鲁迅的。
据悉，鲁迅纪念馆展出的鲁迅在光华大学步行前往演讲会场的照片也是光华学生拍摄的。照片的背景是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园（今东华大学校址内），只见鲁迅身着长袍，短发竖立，一撇人字胡，神色匆匆。据光华大学校友回忆，当天的演讲原定下午两点，但实际上两点半才开讲，主要原因是鲁迅当时的居住地距离光华大学相当远，尽管如鲁迅在演讲开头所说：“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他仍然迟到了半个小时。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照片中的鲁迅“神色匆匆”。鲁迅那天演讲的会场是光华大学饭厅（该校创办不久，还没有建造大礼堂）。演讲结束后，鲁迅还在光华大学办公楼侧门前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他身后玻璃门的右边是校长办公室，左边是教员休息室。
鲁迅的演讲从当时文艺界的一些危机倾向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首先，他谈到当时文艺界第一个危机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结果艺术只是象牙塔中的艺术，与社会脱节，没有内容，只剩下空虚的躯壳。还有一种倾向是文艺日益沦为国民党当局的帮凶。文艺工作者不能设身处地体察社会痛苦，而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通信”，渲染杀人的恐怖气氛来恐吓人民。鲁迅这里针对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附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文人。鲁迅谈到的第三个倾向是还有一种作家仅仅“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然而“实际诅咒之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就去睡觉”。在他看来，这种作家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
随后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鲁迅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现实，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他主张文学同社会接近，记录各种人的境遇，扩充人生的各个方面。演讲的最后，鲁迅呼吁广大青年，看清社会现实，胸怀远大理想，拥抱未来的新文学。他还强调文学的真诚最要紧，否则就没有意义。
触怒“新月派”
翌日下午，鲁迅来到位于胶州路301号的大夏大学演讲。据资料记载，鲁迅在光华和大夏相隔一天的演讲内容基本相近。因此，全程记录两次演讲的光华学生郭子雄和洪绍统将内容合成一篇，刊发于上文提到的《光华周刊》。鲁迅的这两次演讲都颇有讽刺“新月派”的意味。他在演讲中提到的“为艺术而艺术”，矛头指向新月派，揭露他们实为国民党当局“帮凶文人”的面目。
1927年的上海文艺界，“新月派”活跃舞台。光华大学文学院云集了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一批“新月文艺大咖”，新月派成员张歆海更是担任该校的副校长。《光华周刊》的顾问名单中赫然列着胡适、徐志摩。此次鲁迅的演讲引起了“新月派”成员的极大不满。“文学与社会”的演讲内容是一次对“新月派”的示威，也是他在上海最初的一大战役——对“新月派”的斗争。
有关鲁迅与“新月派”的冲突，郭子雄在回忆文章中透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鲁迅结束光华大学演讲后的第二天，诗人徐志摩气势汹汹地责备郭子雄：“你也真是有点开玩笑，去把鲁迅请到学校里来演讲，也不想到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
象牙塔和蜗牛庐
1930年3月13日，应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之邀，鲁迅再次来到大夏大学演讲。
鲁迅此次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遗憾的是，笔者从目前搜索到的全部档案资料中，未能发现该演讲的原文，只在《二心集·序言》中读到鲁迅对这次演讲的记叙。那时的鲁迅经常受邀到沪上各大学发表演讲，因无人记录，有些演讲内容连他自己都记不大清楚。然而，他却对“象牙塔与蜗牛庐”的内容印象深刻。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绝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当时中国是连摆“象牙之塔”的住所都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鲁迅眼中的蜗牛庐类似于穷人手搭的草棚，甚至比那个还要小，蜗牛光光的伏在里面，典型特点是：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但是蜗牛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没有文艺，是一定的”。
1930年的国民党当局，严格管制文艺界思想，文人为避祸免灾都纷纷躲进“蜗牛庐”，所谓“蜗牛庐”就是避免谈论时局敏感话题，政治立场含糊，或避重就轻，或视而不见。鲁迅的这篇演讲就是针对时弊有感而发。他感到如此下去，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艺，反映了他对中国文艺前途深深的担忧。
该演讲曾引发一场风波。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训令称：“大夏大学系已立案之私立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所幸时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明察秋毫，他亲自向教育部回函，解释称乐天文艺社是十余名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以研究文艺为宗旨，不时请文艺界名家演讲以增学识。该社自成立以来一直遵守纪律，无任何轨外行动。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在王伯群的机智斡旋下，这场风波得以平息。
鲁迅定居上海后,陆续应邀在各大学演讲30余次,内容多为引导青年走向社会。鲁迅的一生中，有很多青年朋友，如柔石、萧红、丁玲等。无论生活还是创作方面，鲁迅都对他们竭尽所能、鼎力相助。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曾经说，鲁迅为了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从上述三次演讲内容中，我们也可窥见鲁迅对青年不仅是帮助，更多是在引导。他时常鼓励青年汲取新思想，追寻新文化，呼吁他们成为一名改造社会的战士。鲁迅的生命为了青年而燃烧，青年也把他当作人生导师和精神领袖。
（作者胡琨，档案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