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的典籍
抚平时间的褶皱
在浩如烟海的名著之间
寻找成长的指引和自我的内明
5月13日15:00，社会发展学院陈赟老师做客书香大夏读书会，精选同学们喜爱的书籍，以书会友，追寻文本菁华，从《局外人》、《菊与刀》、《万历十五年》等名著出发，漫谈如何通过阅读架构起自我的视野与格局。
01
阅读、生活和主体性
陈赟首先介绍了作家张大春，阐述了这位作家的接驳式阅读方法——具有强烈主体性阅读方式，通过阅读，将个人生活编织入阅读文本及历史之中，大量阅读勾连历史碎片，从中寻找自我生命的可能性与意义。
陈赟也分享了自己对这一阅读方法的见解：阅读是阅读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并非愿意阅读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阅读的确弥补了我们平淡的、按部就班的、没有那么多离奇与火花的生活，并将我们从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去寻求问题、解决问题，获得自我生命价值。阅读和写作之有意义，在于个体的灵机与心血成就，而灵机的源泉在于神：无法确切解释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历史的凝结。
刘勰写道 “文之思也，其神远也”；阅读思索，“思接千载”，着手行动，“视通万里”。苏轼通过推荐阅读/学习方法，指出人生的宗旨：从“每次作一意求之”，寻求“我”之所需，达至求索“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
02
L'Étranger——个人 vs 体制
陈赟解析的第一本书是《局外人》，很多同学可能都对这本书有所耳闻，主人公默尔索仿佛是一个世界的局外人，对于杀人宣判这种在任何语境下都是严肃沉重的事情无动于衷，他的种种惊世骇俗和离经叛道都体现了一种难以归类的“存在”状态。
加缪描述的社会情境里，生存温饱冷暖已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生困境，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痛苦。主人公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极端虚无主义者、安静的绝望者。他们的痛苦是荒谬的、非理性的，但是真实存在的。人性并非天然的，而是社会规范的产物。
加缪为我们创造了一位“荒谬的英雄”，启示我们不断去发掘而解释人性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同情与共情他人，是一种无上勇敢，便如同加缪引入的“一束地中海的阳光”，在身上“安放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03
菊与刀——个人vs文化群体&文化气质
小说《局外人》中通过描写“小写的人”展示了现代人生的困境，《菊与刀》探讨了“大写的人”——文化、社群的性格气质。日本文化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融合，个体的气质分享社会群体的文化气质，否则个体便会经受巨大的群体、社会压力，甚至造成“社会性死亡”。或许战后日本产生的“御宅文化” “萌文化”种种亚文化，是对集体性文化的对立和反抗。
这种文化压力表现为个体的“羞耻感”。鲁思·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比研究建立了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两种文化模式概念，罪感文化集中于亚伯拉罕系宗教文化区域，而耻感文化则分布得更广泛。耻感弥散于社会关系中，内化于个体价值观，人的自我价值建立在社会群体，他人的眼光成为一种压力；而罪感凝结在集体意识的统一表征中，通过超越社会历力的“神”作为中介，通过忏悔与赎罪，成为一种救赎的文化机制。这样看来，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都有着塑造社会秩序、解释人性和社会行为的社会功能。
人性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古今中外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孟子将礼义廉耻等道德标准本质主义化为自然本性，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而现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则看到了羞耻的社会来源，认为羞耻感是一种社会控制，人性是受到价值和秩序的压迫和塑造的。
回到加缪，局外人的现代生活中普遍的个体状态，Sisyphus式“荒谬的英雄”，提示我们去理解、去共情。
04
人类简史：虚构与想象
本书通过追溯人类万年历史，力求去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所有奥秘。书中认为善恶等价值判断的源头，是基于想象与虚构的认知革命。智人独特的语言，灵活地组织、搭配音素与意义；八卦的语言表达特性，促成更紧密和复杂的社会合作；灵活语言和社会互动，使得智人能够传达不存在事物的信息。
这种想像的现实和不断想象促成了社会建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基因的演化，导致了人类文化的演化。阶级、性别认识、父权制、政体等人类的秩序都是建构的结果，并非永远崇高、无可指摘。
但人类惯用生物学阐释建立社会文化秩序的正当性。《人类简史》指出：人类将文化创造归于自然演化，这样既有秩序就获得了正当性。《人类简史》指出“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所以，批判性地理解是必须的，秩序的正当性是永远可以质疑。
最后《人类简史》指出了人类的终极问题：当“what to be”问题转变为“what to want”之时，智人还能如何想象？”《人类简史》替我们发问：当人类无所求，人类的社会历史将如何延续？这也是“局外人”面临的困境：无所求、世界与我无关，我与世界也无关，我的生命将如何而为？
05
叫魂与万历十五年:两个王朝的想象秩序
陈赟将《万历十五年》与《叫魂》两本书联系在一起，结合原版书名，用两个年份来彰显主题：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明王朝之衰）、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清王朝之盛）。万历十五年是平平无奇的一年，但蕴含着衰落的端由。
嘉靖帝因继嗣正统性引发的的大礼议，万历帝的立储问题上的国本之争将帝王与官僚体系的矛盾推向巅峰：官僚机构僭越帝王家事！帝王是否可以有“人性”？到了这个时候，父子长幼秩序与君臣伦理相互交织交锋，家国天下的传统政治伦理的内在矛盾激化。绵延了千余年的政治秩序是否有了变化的契机？现代化的契机？然而，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埋下了明朝覆亡的重重危机。
清朝取而代之，延续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秩序，强化了君主的权力，奴化了官僚体制中官员的主体性。1768年零星发生于江南、扩及全国的“叫魂案”可以视为清王朝继续加强“天下—天子政治秩序”的诸多努力之一。案件的逻辑是原本属于危害地方社会秩序的“治安罪”，被扩大化为危及政权正当性秩序的“政治罪”，乾隆皇帝将政权正当性隐忧转嫁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在全国官僚体系中推动量化的运动式治理 ，检验并强化了官僚体制的忠诚与效率，推动官僚体系按部就班地运转着晚期中华帝国的政体机器，达到有清一代的盛世。
然而，流动人口——如僧侣道士等则成为“替罪羊”，或许会引发民众的命运可以如何的思考。这个问题又可以回归了我们对《局外人》的探讨：人究竟是以怎样的姿态立于社会的？是成为社会体制的“螺丝钉”，还是改变与世界互不相关的“局外人”状态，带给自己、他人和世界一缕地中海的阳光，使得人类的想象得以可能，秩序可以得以变美好，世界得以继续？
06
互动交流
讨论过程中，同学们就“局外人”的价值定义、明清道统的传承和修补等方面提出问题，陈赟也做出了相关解释，对于“局外人”，无论赞同与不赞同，他已经是一种社会存在，而社会发展中，如今仍在探讨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有没有行动的新的可能性。阅读、接驳式阅读，建立自己的生命议题，认识个人与社会、政治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寻求存在的可能与价值。
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
历史与现实相互烛照
于虚构故事中可以发掘真实的人生境界
于古代王朝中亦能窥见未来的社会秩序
文|李佳韵
编辑|陈青凡
来源|大夏书院学业发展中心
